“20年前”——这样开头儿才能显出中国企业家们的沧海桑田来。
20年前，“企业家”前面的定语大多为“乡镇”或者“农民”，为了配得上这一称呼，他们还会特意留下西服袖口上的商标。
他们知道企业不应该再像国企一样吃大锅饭，不应该人浮于事，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好的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双手急切地摸索，抓到了那个叫松下幸之助的日本老头儿。质量、人才、经营——企业家们大致看到了一个成型的现代企业的形式。他们沿用日本人的称呼，把松下叫作“经营之神”。
然后另一位神祗降临了——艾柯卡。他的出现应和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急需扭亏，而艾柯卡在美国做的就是同样的事，而且做得惊人地好。他被尊称为“扭亏之神”。张瑞敏、倪润峰、汪海，这些后来名字响遍中国的企业家，最初面对的问题都是如何扭亏为盈。
在经历了市场的蓬勃向上之后，竞争日趋残酷，联想、海尔、长虹等实战经验丰富的企业开始转而向内，根治“大企业病”，掉头向外，把触角伸向海外。
在企业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他们找到了李嘉诚和杰克·韦尔奇。这时候，人们开始把“中国”二字加在“企业家”前面——他们看上去已经脱胎换骨，实质是他们领导的企业深入了人心。
他们开始成为国内企业家效仿的对象，频繁出现于各种场合“布道”：关于管理，关于职业经理人，关于企业接班人的选定……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英雄们登场了。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迈克尔·戴尔，这些人改变了财富的增长方式，成为新的一轮企业家偶像。与之相应，国内也出现了张朝阳、王志东以致后来的陈天桥。
在中国企业20年论坛上，王石上来大谈自己的光头与胡子。这看似矫情的开场白意味着中国企业家已经有了自说自话的底气，已经不需要再大段地引用甚至背诵外国偶像们的格言了。正如韦尔奇最近一次到中国后发出的感叹：他们(中国企业家)与5年前大不相同了。
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的流行音乐、文学等艺术门类一样，中国企业在短短20年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路，流派纷呈，偶像频换。我们的企业家的摸爬滚打结出了果实：他们自信起来，开始精细地研究自己企业面临的问题，把那些偶像们的变换淡化成了背景。当倪润峰开始从王熙凤、李东生从曾国藩那里汲取管理经验时，说明中国企业家已经能够针对自己的病症给自己下药了。
中国企业界20年来的偶像变化，实际上是寻找一个真实的自我的过程。
松下幸之助——经营的样板
松下幸之助是中国企业家抓住的第一根稻草。自此，他们开始有了经营企业的观念。
这位偶像人物之于中国企业界相当于罗大佑之于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虽然他们时刻被更新的潮流追赶，但并不因此而被掩盖。
话说当年，日本产品长驱直入，其电视广告有一特点，在一番巧言令色之后，必要唱上一段儿，比如“TOSHIBA，TOSHIBA，新时代的东芝”，“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这其中，似乎只有更为简约的“松下电器”如今还时有耳闻。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如今的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显泽还在浙江大学读生物工程。多年后，谈到自己的读书生涯，他很甜蜜地回忆起从图书馆借回24本一套的台湾版《松下幸之助全集》的情景。虽然繁体竖版，但苏读来如饥似渴。
张瑞敏的回忆更富有历史感：“80年代初国内能找到的只有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书，所以一开始在企业质量管理的办法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
这位于1989年去世的日本长寿企业家，还给中国企业界带来了产业报国、团结一致、奋斗向上等精神，让我们的企业家懂得做一个企业就是在做人(这话至今尚能经常听到)。同时，松下所坚持的全面质量管理、服务第一等理念也让中国企业找到了形式感——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
想想吧，当时我们所能见到的国企之外的中国企业标本有多简陋。中国企业家把松下的管理思想简化成为“质量和人才”——这在当年是多么热门的说法啊。
松下幸之助把人看作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对职工进行多方面的培训(这又曾经是一个多么时髦的词)。松下幸之助让职工反复诵读公司的目标、使命，认为这是能让公司精神永久传扬的途径。员工每天晨会背诵公司精神，早已不仅仅是长虹一家企业在效仿。
现在，我们最常看见的保险公司、饭店员工们齐呼企业口号的场面应该与松下有关。
1995年，四川长虹提出“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口号，让人在购买其产品的同时倍感爱国。想必倪润峰不会否认，他的老师正是松下幸之助。
2001年，华为总裁在《北国之春》一文中写道：“在松下电工，不论是办公室，还是会议室，或是通道的墙上，随处都能看到一幅张贴画，画上是一条即将撞上冰山的巨轮，下面写着：‘能挽救这条船的，惟有你。’其危机意识可见一斑。在华为公司，我们的冬天意识是否那么强烈？是否传递到基层？是否人人行动起来了？”
松下幸之助得到中国企业家的广泛认同大概还有另一个原因：他9岁被送到一家自行车商店当学徒，之后又到一家电灯公司打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这样的背景很容易使他被经历坎坷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们引为同道，而且后者也极易因此受到激励。
1989年，松下幸之助辞世，他的中国学生们好像没有为他举行过哀悼仪式：这与他曾谆谆教导的“感恩”思想有所违背。
罗大佑在《恋曲1980》里唱道：亲爱的姑娘，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但是对于亲爱的松下幸之助，他已经融入中国企业家的血液，已达“从来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境界。
艾柯卡——扭亏的偶像
“扭亏之神”在众多国企严重亏损的时候来到中国，给了草莽英雄们行动指南。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艾柯卡在中国的声势不亚于昔日流行乐坛的齐秦，可谓有井水处皆有此君。
这个曾被《时代》周刊称为“他说一句话，全美国都洗耳恭听”的人从见习工程师做起，经过20多年的努力，大幅度提升了福特公司的销售业绩，最终成为公司的总经理。
1978年，艾柯卡在位8年后，亨利·福特出于嫉妒将艾开除。时年54岁的艾柯卡受聘于克莱斯勒公司任总经理，用3年时间使其扭亏为盈，再用3年将公司的年赢利提升至24亿美元。
初入克莱斯勒，艾柯卡看到的是秩序混乱、纪律松散、无人调度，各自为政，产品毫无竞争力。这与1983年汪海眼里的青岛橡胶九厂、1984年张瑞敏看到的青岛东风电机厂、1985年倪润峰置身的长虹机器厂并无二致，以致张瑞敏到任后定的规则中竟有“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一条。1985年，《艾柯卡自传》出版，不久即被译成中文。当时的中国企业家们从这本书中看到了破旧立新、勇于实践的楷模，艾柯卡肯定给了他们前进的勇气。在中国，艾柯卡成了“企业管理”的代名词。不知道艾柯卡，说明你完全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那时候国人还不大知道有个哈佛商学院，企业家们从这些并不多见的书籍里找寻着可以借鉴的案例。
左手松下幸之助，右手艾柯卡，中国的草莽英雄们揭竿而起，武器简陋却相当实用。
李嘉诚——为人的楷模
李嘉诚的人格力量像征服大众一样征服了中国企业家。
如果非要把李嘉诚比作一位歌星，大概迈克尔·杰克逊还差强人意。
无论这说法会遭到多少人的反对，我都将坚持说完我的理由。
事实上，把李嘉诚放在这里不大合适。他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并不限于一时一世。
在很多大陆企业家口中，我们听不到李嘉诚的全称，他们沿用了香港的叫法——“李超人”。李嘉诚应该不会讨厌这样的叫法，尽管老人家可能会笑眯眯地劝阻：“还是叫我嘉诚比较好。”
柳传志曾多次表达过自己对李嘉诚的敬意：“李嘉诚做的是家族企业，但他非常重视教育子女，使家族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他确实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坦诚，绝对不做侵犯股东利益的事情。想做大事情必须得这样。”
既被称为“超人”，想来是难以企及——他曾面对的机遇和对机遇的把握似乎难以复制。因此，李嘉诚给中国企业家的影响更多的是像柳传志所说的“为人”。
“过去的六十多年，沧海桑田，但我始终坚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公平、正直、真诚、同情心，凭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顾，循正途争取到一定的成就。我相信，我已创立的一定能继续发扬；我希望，财富的能力可有系统地发挥。我们要同心协力，积极、真心、决心，在这个世上散播最好的种子。”在一次演讲中，李嘉诚这么说道。
这气概听起来有点儿像当年洪七公面对裘千仞时的慷慨陈词：“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
能够在暮年说出这样光明磊落的话来，应该是每个企业家心存的梦想：我用自己的一生为我所从事的事业赢得了尊敬。
万和集团董事长卢楚其对李嘉诚晚年斥巨资投入3G表达了与市场不同的看法：他相信李的判断，更佩服他的勇气。卢表达敬意的方式是不断地购买和黄不断下跌的股票。
迈克尔·杰克逊当年以太空舞独步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李嘉诚则以自己的洞察力与人格力量被塑为“超人”。二人风范大致相当。
施振荣——自创品牌的代表
台湾“IT教父”给欲建立自有品牌者以信心，对企业架构的不断改变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
将于今年底退休的人施振荣再次给企业家们做出榜样：一个大企业如何做到平稳过渡。
施所创立的宏(其石)自有品牌在台湾乃至国际上引起的影响不亚于海尔。“作为中国人，我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紧紧抓住机会，并在重要的科技领域扬眉吐气，这种渴望现在已经实现。”这个来自台湾的声音给了他的同胞们很大的信心和勇气。多年来，施不断地改造企业组织架构，给予集团下属各公司充分的权力和发展空间。他所鼓吹并着力实现的多元化与专精并存在国内的联想、TCL等企业得到了回应。
施振荣与李嘉诚一样，因为同根同种，所以作为榜样，力量更大。
比尔·盖茨——新经济的财富神话
这个美国人催生了中国本土的“知识经济英雄”，使人们相信信息技术不但能带来技术上的革命，也能使个人财富一夜之间从零变成上亿。
如果把比尔·盖茨在中国引起的震动与周杰伦的旋风相提并论，想必不会引来太大争议。
正当中国的制造业异军突起之时，知识经济出现了。它是那么轻蔑地把诸多异己行业称为了“夕阳产业”。互联网加速了新经济神话的传播，比尔·盖茨，拉瑞·埃里森，迈克尔·戴尔，这些如周杰伦的《双截棍》一般横空出世的人物让中国人的眼睛一再睁大：这些年轻人，如此轻易地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并且似乎并无再被赶上的可能。就像UC的创始人王伟所说：“我很为张瑞敏、柳传志这样的前辈遗憾，他们非常优秀，但是比起互联网产业来，他们的财富真的增长太慢了。”
中国也不缺乏年轻人，也不缺乏有理想的年轻人。
王志东喜欢的一本书是《硅谷热》，那里面的传奇故事让他至今热血澎湃。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们捷足先登，对新经济的套路了然于胸，他们迫不及待地东奔西走去兜售自己编好的故事。
张朝阳后来一再提到当年融资的艰苦：“在国内去跟别人讲互联网，没人知道。我只能去美国。最早期的融资经历是最痛苦的：我一个人在纽约街头，到高楼大厦里面去找人融资，那个过程是没有人知道的。”尽管过程艰难，但是以张朝阳为代表的从事中国“朝阳产业”的企业家们仍然前仆后继——比尔·盖茨就在那里，而且看起来距离好像并不太远。
张朝阳及其同道一度被称为“互联网英雄”，他们在追逐偶像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后来者的榜样。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周杰伦在《双截棍》中是这么唱的。风生水起，盖茨和他的追随者们给了这个世界上多少年轻人以梦想和动力？
杰克·韦尔奇——多元化的导师
从狂热地追随到有选择地否定，韦尔奇成为中国企业家验证自己的试纸。
在互联网的冬天，中文版《杰克·韦尔奇自传》风行中国。这位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位CEO之一”的美国人，执掌GE长达19年，完成993次兼并，使公司销售额从250亿美元攀升到1110亿美元。
“我仔细研究了韦尔奇，确实学不了。”中国企业20年论坛上，柳传志在阐述联想的多元化战略时说道。韦尔奇大展身手时的GE与今天的联想所处的环境、家底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韦尔奇走过的道路或许坚定了柳传志多元化的战略：“对于多元化，我们的要求是，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到第一。如果不行，我们就出售这个业务。”关于第一，张瑞敏的说法是：“如果不在行业里成为第一，即使今天赚到钱明天也可能赔进去。”而孙宏斌领导的顺驰在地产业掀起的波澜更是出于这种考虑：“不是我们要争第一，而是你不是第一就没法生存。”这是韦尔奇“数一数二”战略在中国企业中的回响。
韦尔奇的产业和金融结合的实践是中国企业家们想效仿的又一法宝。2002年，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张瑞敏说：“我们今年开始要进入金融产业，进入风险非常大的一个行业。在这方面GE是全世界大企业里头做得最好的，我需要向他(韦尔奇)讨教。”话音未落，率先实践的德隆应声落马，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说韦尔奇害了唐氏兄弟。
爵士乐有一位先驱叫阿姆斯特朗，杰克·韦尔奇与之相似的地方是：看似随意，实则内蕴绵长，非有深厚功底不能为之。
柳传志——本土英雄
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企业家在20年后成为本土企业家的楷模。在中国这么复杂的商业环境中也能成就伟大的企业，柳传志们以更切身的经验为后来者鉴。
崔健以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摇滚乐坛的教主地位，柳传志用的是联想矗立20年的大旗。当然，在这个名字后面，还有你愿意加上的张瑞敏、倪润峰、陶建幸、刘永行、王石、李东生等等。
2004年，韦尔奇来到中国，之前人们比较希望看到的是声称要向韦尔奇“讨教”的张瑞敏出现在那次论坛上。但是张始终没有出现。事后，张瑞敏说：“我之所以没有去，是因为我认为企业管理绝非一蹴而就，这就像你把贝克汉姆请来给中国足球队讲上三天三夜，中国足球的水平也不会迅速提高到哪儿去。最重要的是必须自立自强！没有这种精神，想通过听听课就解决问题，那是天方夜谭！”当然，张并没有否认类似的交流能够“开阔眼界”。
在中国企业20年论坛上，王石谈到企业和企业家的“个性”：“刚才在休息室里有人问我的胡子是怎么回事：胡子不长，给人没刮干净的感觉。我说这就是时尚。他问为什么要这样？我说实际上很简单。最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登山，习惯了登山回来剃光头，现在头不剃了，我就留胡子。实际上是要表现出个性。”在一个如此重大的场合，企业家们可以“胡说八道”，话语信手拈来，可谓底气十足。
在许多公开的场合，柳传志被当众称为“柳大师”。这一称谓表达了人们对于至今屹立不倒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尊敬。类似的礼遇刘永行、张瑞敏等也已安之若素：在规模不同的各种论坛上，他们的出场伴随着持续而热烈的掌声。以柳传志为代表的这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家们土生土长，在较西方企业所处更为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下，从对舶来的企业管理经验亦步亦趋到独树一帜，其间之艰苦非亲历者不能道。那些正在努力的企业家们知道，来自本土的偶像给了他们多么大的力量。
“我原先有点被偶像化了，”张朝阳说，“而我们的业绩并不被广大媒体所关注。现在，我作为偶像这边下降，作为企业家这边开始被关注。”他表示，自己愿意成为像柳传志一样的企业家，而不仅仅是偶像。
但愿中国的企业家们能够保持这样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