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究竟是强盗资本家还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对话美国创业投资协会主席Robert E. Grady
2006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创业投资协会(The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简称NVCA)董事会宣布凯雷创业及成长型基金主管合伙人Robert E. Grady为其2006年-2007年度主席。
Robert E. Grady早先于2002年加入NVCA董事会，并且服务于NVCA的资本形成、会员以及政府事务委员会。“过去的30年中，创业投资产业及其扶持的创业企业已经构成了美国经济中创造就业机会的引擎。”Robert E. Grady在当选为NVCA轮值主席时表示，“我将和NVCA的其他同事一道努力改善创业投资产业的公共政策环境以保证其在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过程当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6年11月，应中华创业投资协会(China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简称CVCA)的邀请，Robert E. Grady来到了中国，亲身为新生的中国创业投资产业作证。
催化剂
《互联网周刊》：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创业以及私募股权投资(VC&PE)似乎只是有钱人的游戏。那么VC&PE们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Robert E. Grady：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展，美国创投产业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进入起飞阶段。从那时开始算起，美国创业以及私募股权投资产业又走过了三十多年。如今，创业以及私募股权投资产业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根据统计，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创投支持的企业员工总数占美国同期就业人数总和的10%，创投支持的企业实现的总产值占美国同期GDP的比重也超过了10%。
从中观层面来看，VC&PE对于一些产业尤其是IT产业(比如电脑、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VC和IT产业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了70%。从微观层面来考察，微软、Yahoo、Google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企业更是在VC的直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在美国，VC们已经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创新催化剂”的美誉。
《互联网周刊》：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而税收则是各国政府维持自身有效运转的基础。但是由于创业投资企业要求免税的特性，因此在建立起适应创业投资运行机制要求的制度安排初期，可能会对国家税收产生一定的影响。据说，在创业投资涉及的相关政府部门当中，国家税务总局的反应是最强烈的。
Robert E. Grady：和其他实体产业不同的是，作为一种投资管道，美国的创业投资基金都是免税的，而这也是美国创业投资产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整个投资链条来看，创业投资产业及其支持的企业对于政府税收的作用是正面而非负面的。换句话说，有关创投税收的讨论有点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是反过来，如果中国的创业投资产业没有获得长足发展的话，其对税收的影响或者说贡献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如何在创业投资产业的发展和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显得十分必要。幸运的是，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在税收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就在今天(11月1日)刚刚开幕的中华创业投资协会2006年年会上，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官就和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VC们坐在了一起。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只是由于有关问题还在讨论过程当中，因此这个阶段的会议没有对你们媒体开放。
全球化
《互联网周刊》：但是在创业投资界广泛流行着一种说法，中国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证监会等6大部委制定《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的用意其实是在于促进中国国内人民币创业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即实现创业资本在中国的体内循环。
Robert E. Grady：我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因此我不会去揣测政府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但是从各国创业投资产业发展的实践来看，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以美国为例，连同一些最顶尖的VC在内，相当一部分创投机构都已经把触角伸向了中国、印度、以色列等国家；在基金的投资分布上，中国等国际市场在这些创投机构全球战略当中的比重也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
我想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为内、外资基金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这样，VC才能够真正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
《互联网周刊》：创业资本的全球化的确是一个大趋势，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创业投资又是一项非常本地化的业务，因此有人说美国VC到中国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所致，所以美国VC们对于中国市场的承诺值得怀疑。作为美国创业投资协会主席，您对此有何看法？
Robert E. Grady：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随着产业周期的循环，美国创业资本市场又开始逐渐变得活跃起来，但是请注意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现在也很热闹。包括美国主流VC在内的国际创业资本之所以涌到中国来，主要还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市场的潜力。从更加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中国市场上的机会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低成本、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庞大的海外留学生群体开始向中国国内回流。
《互联网周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在美国创业投资/私募投资机构整体战略当中的位置经历过怎样的变化？
Robert E. Grady：美国VC的创业投资活动一开始基本上是沿着西海岸和东海岸展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于绝大部分美国VC而言都显得是那么的神秘莫测。加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媒体，也就是你们的美国同行对中国的报道不是那么客观、全面，甚至有些消极，因此美国人印象中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之间总是有那么一段距离。这种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前后的第一次互联网高潮。
2000年，凯雷有幸成为率先进入中国的少数几家美国VC之一。尽管如此，我们在当时用于投资中国市场的基金规模还比较小，只有1亿多美元，而且还是一支泛亚洲型基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投资携程、聚众传媒所获取的巨大财务回报更加激励了凯雷扎根中国的决心。
目前，通过设在中国香港、上海、北京的办公室，凯雷已经成功地构筑起了投资中国的“铁三角”。这种投资架构在国际VC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2006年年中，凯雷募集完成的亚洲增长基金Ⅲ规模达6.68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凯雷前两支亚洲增长基金总和的两倍还要大。中国将会是凯雷亚洲增长基金Ⅲ的一个重要目标市场。
相互学习
《互联网周刊》：美国主流VC的到来，为尚在襁褓里的中国本土VC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现场观摩学习的机会。您认为中国的VC们可以向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学习些什么？
Robert E. Grady：中国创业投资产业真正起来也就是过去4、5年的事情。而美国创投产业经过60年尤其是最近30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游戏规则。比如在如何寻找好项目、如何设计合理的交易结构、如何帮助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如何拓展市场等方面，美国VC积累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同行借鉴。
但是我不想过分去强调中国VC应当如何向美国VC学习。相反，我觉得想要到中国来做投资的美国VC也应该向他们的中国同行学习：学习如何理解中国的市场环境；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等等。
总之，学习是一件双向互动的事情。只有相互学习借鉴，才能真正促进全球创业投资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互联网周刊》：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的VC往往一开口就是自己挣了多少钱，给投资人带来了多少倍的回报；而美国主流VC考虑的首要问题一般都是如何发现或者定义一个新的产业，如何优化现有的产业链条以及如何改变现有的产业格局(既如何去扮演一个所谓的颠覆性“破坏者”角色)，两者似乎是在不同的层次上？
Robert E. Grady：如果一家VC帮助创业者找到并且真正构筑了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产业，那么回报或者说利润也就会随之而来。相反，VC们如果想用自己手中的钱赚到更多的钱，也必须找到一些有着巨大需求的产业环节或者帮助创业者完成颠覆性的革命。
《互联网周刊》：您是说中美两国VC之间的差异仅仅只是考虑问题的逻辑顺序有所不同吗？
Robert E. Grady：基本如此。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同样也很重要，中国的创业投资机构大都没有太长的历史记录，VC们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挣钱的能力。惟有如此，他们才能够继续募集下一支基金。
会员利益是根本
《互联网周刊》：作为全球创业及私募股权投资产业最大的行业组织，美国创业投资协会是如何促进美国创业及私募股权投资产业发展的？
Robert E. Grady：作为美国创业投资产业内的会员组织，我们总是努力不断地向会员提供行业研究、聚会等方面的服务。我们一直在试图让更多的人相信创投产业在实现经济增长、企业创新以及就业等目标上的重大贡献。
同时，我们也一直在代表美国创业投资行业跟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活动。特别地，针对SOX一类的法案，NVCA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以便使得该法案的实施不会伤害到企业的创新进程。
《互联网周刊》：我们注意到NVCA拥有480多名会员，代表了美国创业投资产业90%以上的力量，而CVCA(中华创业投资协会)目前只拥有98名会员，而且CVCA的大多数会员都是外资VC，您如何评价两者之间的差异？
Robert E. Grady：CVCA会员的构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创业投资产业的现状，那就是近几年来外资创投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另一方面，CVCA自2002年中成立至今也只有4年多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从最初的10名会员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据我所知，CVCA的会员数量在去年一年的时间内就有了迅速增加。
《互联网周刊》：但是在跟中国政府进行沟通、谈判时，CVCA的会员构成仍然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官员们可能会担心CVCA更多的是代表外资创投的利益而不是整个中国创业投资产业的利益。
Robert E. Grady：增强CVCA代表性或者改善其会员构成的惟一途径就是努力向现有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研究、聚会、研讨会、跟政府进行游说、向社会各界更好地展现创业投资产业的形象，就像NVCA所做的那样。
我们注意到CVCA也正在这样做。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凯雷轻骑兵的头人
相对于NVCA一年一换的主席职位，凯雷是Robert E. Grady更为持久的舞台。
创建于1987年的凯雷集团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管理资本规模达443亿美元。凯雷集团旗下42支基金主要分布于收购、创业及增长型资本、地产和杠杆金融等4个领域。
在创业及增长型资本领域，凯雷集团一共管理着8支基金，资本总规模超过了30亿美元。但是相对于凯雷庞大的资产规模而言，凯雷创业及增长型投资团队仍然只是一支“轻骑兵”；作为凯雷全球创业及增长型投资行动的总协调人，Robert E. Grady堪称是这支“轻骑兵的头人。”
“中国在凯雷全球战略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Robert E. Grady解释说，自2000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以来，凯雷相继在中国香港、上海、北京设立了办公室。这样，凯雷在亚洲的6个办公室就有一半分布在中国境内。
2006年6月，凯雷募集完成的第三支亚洲增长型基金更是把中国作为首要目标市场。
凯雷亚洲创业投资团队负责人祖文萃同样承认，“携程是凯雷在中国创业投资领域至今最成功的案例。”1999年5月，沈南鹏、梁建章和季琦等几位上海交大校友在上海创办了携程。2000年11月，作为携程第三轮融资的领投人，凯雷向携程投资了800万美元，回报是占有携程30%的股份。同样由于看好携程的前景，IDG、日本软银、上海实业、美国兰花基金等携程前两轮融资的投资者在这一轮融资过程当中也追加了部分投资。
像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创业投资机构一样，凯雷给携程提供的不只是钱。“我想凯雷对携程比较大的帮助就是在互联网第二波高潮刚临近之时，把她第一个拿到纳斯达克上市。”当然，凯雷对于携程的这种帮助也给凯雷自己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我们在携程的投资回报在10倍以上。”
2004年年初，祖文萃离开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的职位出任凯雷亚洲创投团队掌门人。之后，凯雷在中国创投市场上也是动作频繁，其中最为知名的恐怕非“聚众传媒”莫属。
虽然聚众传媒最终被分众传媒收购，而未能像携程那样独立上市，“但是对于投资人而言，这仍然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结局。”Robert E. Grady强调，“从凯雷投资携程开始算起，到携程上市中间一共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而Wayne(祖文萃)上任至今也还不到3年。
“缔造下一个携程需要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段会有多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