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业10年生死鉴
IT业10年来经历了太多起伏和沉沦，能够幸存下来的本土企业都练就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李云杰/文
今天，嘴里嚼着四通乐天口香糖和巧克力的“新生代”也许不知道，四通在国内曾经是一个有过辉煌的IT企业，然而现在的四通已经退出IT，至于它在做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不清楚”。
10多年前，像四通这样的IT企业非常风光。那时，PC厂商卖一台PC纯利能赚上千元，IT业被公认是风光无限好的朝阳产业，而且备受资本市场追捧：高市盈率、高成长性。甚至很多传统企业为了能圈更多的钱，也把自己包装成“伪IT公司”。然而，往事如过眼云烟，如今的IT厂商，卖一台PC能赚上毛利100元已算是不错了。
自2001年开始，“寒冬”席卷整个IT业，“网络泡沫”破灭随之而来的是IT业残酷的“达尔文生存竞争淘汰赛”，尽管所有的本土IT企业都想在竞争中笑到最后，然而10年之后真正能成为幸存者的却寥寥无几。但是，这些最终存活下来的企业，却都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本领。
跨越“三关”
在20世纪80～90年代中期，刚刚兴起的中国IT市场处于饥渴状态，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承载了一批中国IT企业的成长，当时康柏、IBM、惠普等少数国际品牌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那时的市场蛋糕大到足够让这些厂商各赚各的钱，大家基本上“相安无事”。
1993年，IT市场开放后，百余家境外IT公司进驻中关村，它们一来便是气势逼人，在中关村附近的高档酒店一包就是一层。这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国产PC的红旗还能打多久？”然而这个时期的跨国公司大多对中国市场缺乏了解，并没有对中国IT厂商构成真正威胁。
然而，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却是“动了真格”了。技术、资金实力雄厚的IBM、惠普、戴尔、英特尔、微软等跨国公司大多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的布局，它们对中国市场也越来越熟悉，本土IT企业的“本土先发优势”迅速丧失，价格战、渠道战等本土IT企业善用的“杀手锏”也纷纷失灵。1996年，联想电脑比国外著名品牌主流产品的价格低30%～40%，而现在，两者在价格上几乎没什么差别了。
2005年，在很多跨国企业如惠普、英特尔、诺基亚等都大张旗鼓欢庆其在华市场20周年的时候，很多本土IT企业正在经历着在“家门口”被掠夺的危机。现在惠普等公司的渠道网络也遍布中国的大小城镇，联想、方正能涉及的区域，它们几乎都能覆盖到。
生存环境恶化后，很多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寒冬”。从这个时期上市公司财报也可以看出，从2001年开始，IT上市公司净利润呈集体下滑的态势。如2003年度上市公司总体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95元。而IT业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仅为0.0782元。而对于利润下滑的原因，几乎所有公司都提到：“IT行业发展速度放缓，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毛利率下降。”而这些本土IT企业滑落的背后却体现出一个商业真谛：“商业成功永远离不开机会主义，但机会主义如果成了企业唯一擅长的东西，企业一定无法长青。”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以前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本土IT企业的很多内部问题，生存环境的恶化却将这些“问题”暴露和激化，如人事纷争、高层震荡、股权风波、资金危机等等问题，内忧外患让这些本土IT企业陷入了更大的被动中，一些企业就此被淘汰，同创、和光、海星、科利华等辉煌一时的IT品牌成了“过眼云烟”，而长城、实达品牌也被市场边缘化。我国早期IT产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 “四(四通)方(方正)联(联想)”企业中，四通已经退出IT，而保持多年领先的方正PC已经被惠普超过，为了保持业绩增长，方正不得不涉足到证券、制药等多个领域，只有联想还是坚守在IT。
“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常常会听到国内IT企业的老总们这么说，但是也有很多企业喜欢以“缺乏核心技术”为由来回避自身的其他“缺陷”。AST、王安、贺氏、Informix、昆腾等品牌的消逝，多是因为没有逃脱技术魔咒，核心技术缺失是致命的，而这也是国内IT企业难以改变的现实：没有核心技术，多活在产业链的底层……但是事实表明，很多国内IT企业失败的原因多不在技术，而是在于体制、管理或战略上的失误。
就长城电脑的陨落，曾有接近长城的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问题出在体制和战略上。无论是哪任总经理，一旦其变革行动触及到长城内部深层时，变革就难以推行下去。同样，曾作为我国高科技一面旗帜的方正，IT业务滑坡除了市场的因素之外，也与频繁的人事更迭、股权纷争有关。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既有管理和战略的顽疾，也有体制的顽疾。在以电子排版为代表的主营业务下滑后，方正先后进军证券和制药等多个传统行业。不过，在谈到方正为什么选择跨行业多元化时，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曾说过一些令人深思的话：“方正毕竟是国有企业，北京市每年给我们下的任务就是每年要增长20%，如果没有上面的压力，我也可以对这个公司进行整顿，让它缩小，而不是扩张……”从魏新的言语中也透出了方正选择多元化的“体制困惑”。
“四方联”中硕果仅存的联想，较早地解决了改制和体制问题，但也曾遭遇过战略上的失误,所幸的是联想比别人清醒，并能及时“纠错”。曾野心勃勃要做“高科技的、服务的、国际化的”的联想，最后才想清楚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柳传志、杨元庆等联想的掌控者们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取舍抉择之后，最后选择了回归PC。
很多企业都会犯同样的毛病，就是把市场的机会等同于自己的机会，而没有去想，体制、战略和管理能力是否能让自己掌握住这样的机会。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环境下经受激烈竞争挑战的本土IT企业，唯有成功跨越体制、管理和战略这三个关口后才能幸存下来，才能最后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级企业，这个事实已经被联想、华为这样屈指可数的幸存者所验证。
在平地上“赛跑”
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曾说过：龟兔赛跑，在平地上龟根本不是兔的对手，而在沼泽地里，跑在前面的很可能是龟，联想就是在沼泽地里将跨国企业打败的。
但是当“世界是平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变得更加开放和平坦，中外企业同在一个规则下竞争时，本土IT企业自身能力和素质不能持续提升，就会陷入危险境地。
2004年12月，戴尔在北京基础教育采购项目中获得总金额为7900万元的1.6万台的台式机大单，本土品牌集体落选，而以前教育领域主要是国产品牌的天下。这个消息当时让不少业内人士感到了戴尔的“恐怖”，有网友对此评论道：“狼真的来了！”
实际上， 联想从2004年初开始由“多元化”回归到PC 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戴尔的“逼迫”。2004年，已经连续9年占据中国市场头把交椅的联想，第一次出现了市场份额下滑的趋势。也是在这个时期，联想内部加紧了“向戴尔学习”。
显然，联想以往“撒层土、夯实；再撒一层土，再夯实”的思维已经不足以应付对手咄咄逼人的进攻，国际化进程到了非上不可的时候，PC是规模为王的产业，中国市场再大也有极限，而回归PC的联想要尽快实现国际化突破，除了并购，也许无路可走。联想收购IBM 全球PC业务显得风险巨大，很多业内人士质疑耗资巨大的收购是否值得，因为耗费那么多资金，几乎可以打下大部分欧美市场了。但是如果没有3年前的收购，今天的联想能跻身全球PC厂商前列么？
“师夷之长以治夷，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业内人士这样评论华为。作为最早走出去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在与思科这样强手的正面交锋中反而变得越来越成熟。2003年1月，思科状告华为侵犯知识产权，该事件注定了其一诞生即被写入中国IT业的历史：这代表的深刻含义是华为真的强大了，思科感到威胁。而华为却在与思科的官司中借3Com“暗度陈仓”，通过“远交近攻”战略，对付思科这样的强大对手。此后，华为更显成熟和老练，2007年华为与赛门铁克成立合资公司到华为与3Com股权上的“分分合合”，华为的国际化早已由早期的“单枪匹马”到现在的合纵连横，采取这种策略性的方式，既减少了国际化的操作难度，也降低了国际化的系统性风险。
华为、联想之所以能够和国际对手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显然是因为它们已经把很多本土优势转变为其他竞争优势和能力。有业内人士认为，联想的成功，在于其先于别人看到了PC业的竞争本质，即在成熟市场卖PC就像卖白菜一样，必须努力在资金、物流等周转上做到最快，才能在市场上打对手的时间差。而要在周转率上做到最快，必须要具备顺畅高效的渠道体系、强大的市场机器和一体化的内部管理体系，三者缺一不可。
除了具备着其他本土IT企业缺乏的技术创新力外，华为还具有别的企业没有的敏感神经和执着追求，华为当家人任正非的《华为的冬天》中体现的哀兵必胜理念一直贯彻于华为的行动中，即使在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级选手”，但是华为依然在不断强调要“艰苦奋斗”。当然，华为因此在收获业绩和成功的同时也遭遇到了“争议”。
遗憾的是，像华为、联想这样由掌握本土IT化生存之道转而掌握国际化生存之道的本土IT企业还是太少了。事实上，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精耕细作、攻城略地，IT市场整合在加速，本土IT企业有集体走弱之势，如在中国PC市场上，多年保持领先地位的方正已经被惠普超过。大部分本土IT企业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对于未来之路怎么走”很茫然的企业不在少数。可以说，随着华为、联想少数几家领先性企业“走出去”成为国际化企业后，国内IT“第二梯队”还没有跟上。
有分析认为，此情况也决非IT业所独有。随着我国零售、银行、电信等行业的相继对外开放，这些后开放的行业(幸运的是这些行业开放更晚，经历了一定成长时期)也会经历“沼泽”变“平地”的过程，尤其是那些现在还处于“垄断行业”的“世界级”企业，一旦保护壁垒坍塌，能否还像现在这般强大，这就要看自身的功力了。老牌国有IT企业长城、浪潮的由盛转衰的经历，也许就是它们一面很好的镜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产PC长城0520机正值“巅峰”，活得最滋润的就是长城和浪潮这样享有“特权”的国有PC企业。当时，它们的主要用户是银行等大型的国有机构，国家每年开一两次选型会，只有浪潮、长城、东海3家定点厂获准参加，据说，当时浪潮PC售价5万元左右，利润有1万多元。而90年代以后，IT市场开放，浪潮、长城、东海等国企PC大厂却先后衰落。
大浪淘沙，只有潮水退去之后，才知道是谁在“裸泳”。
VC中国进化史
在培育了一批成功的上市公司和阳光企业家的同时，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中，VC自身也通过10多年的摸索和进化，得到了历练。
过去10多年，对于中国经济，风险投资的跌宕起伏在绝对数量上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但VC就如同在窗户纸上捅了一个小孔，窗外新鲜空气的涌入，彻底打破了屋内原本沉闷的气氛。在培育了一批成功的上市公司和阳光企业家的同时，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中，VC自身也通过10多年的摸索和进化，得到了历练。
1992年~1997年 VC是什么？
1992年，刚刚加入美国IDG公司1年的熊晓鸽，带着一帮欧美风险投资商来中国考察，探讨中国的投资机会。同行的某英国老牌VC代表理查德的一句话让熊晓鸽印象深刻，“10年以后再来吧！”这是当时VC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原因很简单，找不到读过哈佛、斯坦福MBA并且有10年基金管理经验的人。
正如VC对中国的极端陌生一样，当时的中国对VC为何物也一无所知。别忘了，中国的证券市场1993年才刚刚启动。即便如此，IDG还是于1993年在中国成立了“太平洋技术风险投资基金”，这一步也奠定了其日后10多年在中国风险投资界的地位，尽管其最早一些案子的投资甚至只有10多万美元。那时，IDG最早的几个合伙人，夹着公文包，每天四处跑，甚至会被人认为是皮包公司。“最开始几年，经常被人拽去看房子，要我们投资房地产或股票市场。”熊晓鸽回忆说。
而在1998年之前，最先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如IDG、华登国际、汉鼎亚太等，也主要是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投资，当时都会派个外国人过来管理公司，中西方很难沟通，管理难度很大，那段时间的合资公司多数以失败告终。还有一些基金则专门投资如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式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并未开始。表示风险投资意思的“VC”一词还远不为人所知。
1998年~2000年 VC是热钱
1998年，在美国硅谷疯狂点燃的互联网热情迅速蔓延至中国，而随着中国互联网门户这一“高科技”概念的出现，终于让风险投资有了用武之地，搜狐、新浪、网易等纷纷获得国外风险投资支持。而1999年7月，中华网在纳斯达克的上市，更加刺激了Dotcom和风险投资在中国的热潮。这或许也是中华网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了。
而在香港，互联网的热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00年，Tom.com的上市曾引发香港历史上最疯狂的申购狂潮，30万市民排队交表，连招股书都被抢光了，不得不派警方维持秩序，甚至还有市民体力不支被送进医院。而当时Tom.com却连个清晰的商业模式都没有。
当VC遇到Dotcom，便开始发生化学反应，制造泡沫。那时候华尔街流行的是一本叫《The new new thing》的书，每天都有新的idea去融资，就像站在树下摇钱一样，而动辄千万美元的投资，悉数砸向了没有商业模式、没有收入的互联网公司。那时，眼球就是一切，问别人销售额变成了很迂腐的事情。创业公司的估价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不现实的高度。
就连咨询顾问公司如麦肯锡等，也开始丧失了理智，试图用传统的作价方式去论证当时的泡沫是有价值的，甚至根本不存在泡沫之说。更有些咨询公司的人开始跳槽到初创互联网公司做CEO、CFO等。
为国内风险投资火上交油的事情，还有一件不得不提。那就是1998年成思危提出的著名的“一号提案”，中国要发展风险投资和创业板的热潮便由此而来。随后各地出现了一窝蜂的本地风险投资，包装了一大批公司，目标直指深圳创业板。
不幸的是，创业板没出来，但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了，纳斯达克崩盘了。此时，国内三大门户新浪、网易、搜狐却刚刚先后上市，随后便出现了股票跌至1美元的惨烈局面，但逃脱及时的风险投资和坚持熬过冬天的VC还都是赚了钱的。
1998年到2000年，人人都知道VC，VC是热钱，可以迅速成就你的梦想。这其中，有些人实现了将企业迅速做大的梦想，有些人在热钱的冲击下，并未准备好成熟的心理，反倒是拿VC的投资当收入，买名车装豪宅的现象不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关门大吉。
2001年~2003年 VC是魔鬼
2001年和2002年，几乎没有VC支持的公司上市。别说上市，连融资都相当困难。在寒冬，VC选择了冬眠。但在创业者眼里，VC已经由四处撒钱的“天使”变成了魔鬼。如果不是VC的推波助澜，他们也许正踏踏实实做着自己的小生意，而不是经历一圈过山车式的眩晕后，被弃而不顾。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融资就变得异常艰难。VC纷纷蛰伏起来，再也不敢四处招摇。刚刚受惊的VC们，见了互联网就跑。“首先是个不赚钱的公司，又是个互联网公司，加起来这是个非常负面的信号。”痛定思痛的VC们，开始意识到“赚钱”对于评判一个公司是如何的重要。他们开始变得非常谨慎，不敢轻易投资，而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则在此时，由于融资跟不上猝死了。2000年下半年，携程正处于第二轮融资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这轮融资成功，携程的历史恐怕也要被改写。
2001年到2003年，就连报道VC的记者们也都转行了，很多媒体也取消了之前如火如荼的VC专栏。这段时间，美国不少VC先后撤出了中国。仍然坚守在中国的VC，也纷纷要求其投资的公司调整商业模式或削减成本。2003年，华尔街流行着一本名叫《Dotcom：非理性繁荣》的书。
2004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的更早一些。在市场低迷了2年多之后，2003年12月9日，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提前宣告了互联网和风险投资春天的到来。随后，华尔街重新对中国互联网充满信心，与此同时，美国一些主流的风险投资商开始重新考虑中国。
2004年~2007年 VC是一群人
2004年6月，在距离盛大登陆纳斯达克不到1个月的时间，硅谷银行率领包括Sequoia、KPCB在内的30多家美国顶级VC造访中国。这个访问，标志着美国主流VC开始试水中国市场。投资成功案例最多的IDG和投资盛大回报最高的软银，成为硅谷VC的榜样。
2004年，有9家VC支持的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其中包括盛大和九城，以及空中网等一批SP。2005年，分众传媒和百度上市，阿里巴巴和雅虎并购，继盛大之后，中国概念再次被推向高潮。后来，凡是在分众和百度投资的VC们，哪怕只是挤进去100万美元，也都在日后的各种论坛上，大肆标榜这一成功案例。
2005年9月，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Sequoia正式进入中国。从2005年开始，VC进入了大规模融资的阶段，其中软银在短短6个月内融资6.4亿美元创当时融资纪录。而2006年，中国俨然已成为全球风险投资的中心之一，几乎欧美所有的VC和PE都登陆中国，如KKR和黑石基金等。随着风险投资再次涌进中国，VC又开始了高调的生活。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VC论坛，又开始密集起来，多的时候几乎每周都有一次。而出入这些论坛的永远是那一群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人，VC在中国的概念基本上就是那几十张脸了。甚至每次论坛，连大家的分组座位都一样。而此时，清科召开的一次年会，居然能有100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与。“跑VC口”的记者如雨后春笋，而他们跟踪VC行业多数都不超过1年。
还有一点变化，在VC这群人中，开始划分两类，一类是VC，一类是PE。而之前人们都把他们混为一谈，并不有意区分。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部分归结于2004年两家公司在香港的上市，这便是蒙牛和李宁，而这两家公司的投资商鼎晖投资在2004年后成为中国最成功的PE基金，因为它屡屡将那些对风险投资认知度较低，而且非常难打交道的民营企业大老板“搞定”，该基金还投资了南孚电池、鹰牌陶瓷、慈铭体检等。
受此刺激，越来越多的基金开始关注高成长性的传统行业，VC开始出现了从高科技转向高成长的投资趋势，和消费者相关的领域成为热点。传统行业的老板第一次成为风险投资大会的座上宾。
2008年之后 VC是个招牌
经历了10多年在中国的探索，很多VC的第一期基金已经投完，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回报期，很多人认为2008年会迎来一个上市退出的高峰。很多基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Knowhow，并逐渐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比如IDG、软银、鼎晖、红杉等。而新进入的VC，则开始考虑自己的卖点是什么。
过去10多年，VC在锻炼自己的同时，也教育了中国企业。由开始对VC的一无所知、到盲目追逐、再到如今有选择的接受甚至是拒绝VC，中国企业开始更理智地处理和VC的关系，尤其对于一批有成熟创业经验的创业者来讲，正在选择VC而不是被VC选择。创业者和VC之间的买卖方市场也正在悄然变化。
通过卖钱换取股份的VC，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卖点是什么？尽管VC仍是一个个人英雄色彩比较重的行业，但对于创业者而言，VC的品牌如何，则成为他们选择的条件之一。抛开共同的“美元”之外，VC之间的不同何在？“我们的合伙人都有过企业管理经验”、“我们对产业链更了解”、“我们更能为企业提供跨国的合作资源”等等，所谓VC的增值服务开始成为VC宣传自己的重点。“以前VC说我们不只是钱，更是服务，都是空话，现在是真要这么做了。”一个新基金的投资人深有体会，VC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他正在绞尽脑汁给自己的基金想个卖点，并试图通过媒体宣传给创业者。
尽管目前在中国的VC数量又达到新的高峰，但无论是外资基金、人民币基金，VC行业都要靠业绩说话，靠业绩打造招牌，靠招牌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VC已经开始进入淘汰赛。
VC两大趋势
投资本土化和“摘够得着的果子”是2008年的两大趋势。
李娜/文
进入2008年，VC行业的两大趋势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本土人民币基金会趋于活跃，基金的出资人(LP)阶层也会越来越多元化，风险投资的融资、投资、管理、退出将会全部在国内实现；另一方面，VC投资更倾向于“摘够得着的果子”，和消费市场相关的中后期项目争夺会更加激烈，而随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饱和”，VC“下乡”的趋势将不可避免。
投资本土化
项建标的工作时间，有1/3是在公司对面的一家连锁咖啡馆中度过的。地处杭州市CBD中心，这家连锁咖啡馆在上下午的任一时段，都坐满了促膝而谈的人们，不时传来的声音中，最多的词汇便是“项目”“股票”“投资”等等。在浙江，有钱而不投资简直是一件太让人鄙夷的事情，要么投资房产、股票，要么投资鸡血石、字画、矿产什么的，而时下最为时髦的就是风险投资了。项建标便管理着浙江本地一家名叫红鼎投资的人民币基金，其基金的投资人为当地的民营浙商。
“现在VC都要绕着浙江走。”这是一家外资VC投资人半开玩笑的话。言下之意，就是浙江的钱太多了，现在各大企业基本上都在自己做创投基金，比如浙商创投就是由喜临门集团、传化集团等12家浙江名企创立，浙江万向、雅戈尔、杉杉、中大等企业都在做创投业务。不仅如此，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的改革以及对创业板推出的强烈预期，各路资金都开始涌入风险投资领域。一方面外资创投从去年开始陆续尝试募集人民币基金，另一方面，本土创投的信托制基金、有限合伙人基金以及政府引导基金、券商、银行等大量资金都开始进入VC行业。过去10年，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向来是外资基金主导，本土基金一直处于“拾漏补缺”的位置，从未登上舞台中央。从投资金额上来看，2007年外资基金投资占了79.5%的比例，本土基金只占了16.3%。
如今，本土基金似乎正在迎来崛起的良好契机。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在经历了10多年的培育后，各种环境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当年风险投资以其“两头在外”即融资和退出都在境外的模式，被认为是最国际化的产业。而伴随2005年外管局“75号文”以及2006年商务部的“10号文”等政策的出台，外资VC到国外上市的道路越走越难，至今仍没有一家外资投资的项目被批准海外上市。鼓励中国企业在境内上市，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因此，相比受政策限制较多的外资VC，以人民币投资的本土基金将更快做出反应。
风险投资已经成了老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让人喜忧参半的事情。“有资金而无管理能力是目前本土基金的最大问题。”项建标说自己总有这种“不合时宜”的担忧。由于中国本土基金的出资人多是以企业为主，往往不能忍受股权投资正常的投资回报周期，赚快钱的意图明显，因此，准上市项目抢夺激烈，多是通过拼价格、拼关系的恶性竞争拿项目。另外，基金的出资人时常会做出“越位”行为，试图直接参与管理，以至于基金的管理团队独立性不够。而由于专业的基金管理人才仍大多为海归背景，被外资VC笼络，本土基金在人才上极度短缺，因此，对于投资项目的专业研究和管理能力较差。这意味着，虽然本土基金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本土基金在专业性、管理能力、内部机制等方面还与外资VC有不小的距离。
随着投资、管理和退出环节都在国内实现，融资环节的变化也开始出现。相比国外基金的LP多数为大学基金、退休基金等，本土基金的LP来源还比较单一。尽管短期之内，国内的风险投资很热，但VC业界普遍认为，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风险投资的总量还是非常小，无法与美国、以色列等国相比。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截至2007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17万亿元。“银行的存款如果有1%～2%流到风险投资，那我们的事业才算刚刚开始。”有VC这样说。不过，目前政府引导基金力度很大，社保基金的口子也在松动，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多元化的LP阶层。不过，融资、投资、管理和退出全部在国内实现，只是为本土基金的崛起提供了客观环境，而非充要条件，本土基金的制度安排、专业队伍、投资文化甚至投资心态的成熟都仍需要长期的过程。
高科技转战高成长
与消费相关、与中产阶级相关、与服务业相关的领域，现在都成为了无论是VC还是PE投资的重点。这无疑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很多时候，你甚至很难将这些投资称其为风险投资。
但1998年，国内的风险投资却是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兴起而崛起的。甚至有人说“Dotcom成就了中国的风险投资”。在过去近10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VC都围绕着互联网和泛IT领域进行投资，颇有硅谷高科技创新的味道。尽管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太多，但至少Dotcom的出现让中国有了硅谷这个参照物，技术和模式多是美国的复制版。VC投资的标准也很明确，即是否有对应的美国公司和模式。无论携程标榜是“中国的Expedia”，还是百度声称是“中国的Google”，都是如此。直到分众传媒的出现，没能在美国找到成功的案例，然而随后带动的一批“媒体”概念股的热潮，仍可以参照为“某某领域的分众”。
继2005年分众和百度上市之后，互联网2.0的公司并未找到明确的盈利模式，在热闹了两三年之后，并未有Web2.0的上市公司出现。与此同时，继蒙牛、李宁上市之后，无锡尚德、迈瑞医疗、如家快捷、新东方等传统领域多个行业的领头羊先后海外上市，掀起了一股TMT向传统和服务行业投资的迅速转向，风险投资的行业分布开始多元化。
未来在传统和服务行业的势头仍会加强，并会出现一些新的热点。从国际大环境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未来会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国家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巨大投资，会加速替代能源、新材料、环保服务等领域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据悉，在未来即将开通的创业板，也会重点支持那些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上市。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在投资者眼中便是巨大的商业机会。除了蒙牛特伦苏、伊利金典等高档牛奶外，就连一日三餐的蔬菜、水果、大米等也被贴上了“绿色”的标签，并卖出了高档的价格。在这背后，中国的第一大产业农业也有望在未来焕发新的生机，生物农业、科技农业、绿色农业的概念已经开始出现，由于科技等因素的改变，在农业的产业链条上，也开始出现新的环节。针对中产阶级的服务还有很多，教育、金融服务、健康服务、医疗保健等领域也会相继成为投资亮点。“每个人消费几块钱，这将会是个多大的市场”，面对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这句话成了对创业者和投资者最有吸引力的“真理”。
投资方向从TMT向传统行业的转向，也使得投资地域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开始转向西安、成都等二线、三线城市，未来“VC下乡”的趋势将不可避免。“早期项目风险太大，中后期项目人人抢估价太高，要避免竞争只能到别人到不了的地方了。”有VC感慨。VC会比以往更勤奋，“起的比鸡早，飞的比鸟勤”将是VC生活的真实写照。
创富神话背后
他们证明了一点，在商业世界中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幸运。
成远/文
过去10年，新经济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直接的产物就是造就了一批年轻的富豪。丁磊、张朝阳、李彦宏、陈天桥、江南春、马化腾、马云、史玉柱等等，其中大部分人在10年前并不被人所知。只是在最近10年，甚至5年迅速完成了巨额财富积累，并进入公众的视野。
他们被冠以“数字英雄”的前卫称号，获得无数年轻人的崇拜；尽管他们中也有不少人由于所处的行业特点以及独特的商业手段而遭遇舆论的诟病，但后来者仍然将他们视为“互联网教父”、“营销狂人”等。他们频繁活跃在镁光灯下，并在各种热播的创业节目中，扮演创业者导师的角色。偶尔的社会批判对于他们就好像明星的绯闻，丝毫不会影响其声望，反而令其更加出名。
财富幻觉
“当年陈天桥刚做网游赚了钱，我们看他胖胖的，双颊红红的，奚落他像个暴发户。现在陈天桥侃侃而谈游戏产业的未来和盛大的战略。聚光灯和闪光灯下的他，依然胖胖的，双颊红红的，但头上多了个财富的光环──纳斯达克多少市值和多少亿美元身价，在你心里就感觉他不一般了，是仰望了。”某网站总编如此自嘲。
不仅仅是仰望，人们甚至开始不由自主神话这些创富群体的经历，并将其符号化，而有意无意中忽略了真实曲折的商业过程以及其中的运气成分。
马云在卫生间6分钟搞定风险投资的故事被奉为经典，而且日后还经常被其他人借鉴演绎。人们再也不记得1995年那个四处碰壁的马云了。央视有一个新闻纪录片记录了马云1995年的一天，那时他刚开始做互联网，乘坐公交车晃荡一天，四处碰壁。当时人们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也听不懂这个背着厚厚的便携电脑，四处拜访的怪人到底在说什么。
作为目前国内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腾讯，早年却险些遭遇并购。“联众曾经打算买下QQ做在线玩家的聊天工具，两边基本都谈成了，联众董事会又出现了意见分歧放弃了。如果谈成了，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腾讯，至少互联网格局会不一样了。”资深互联网人士谢文回忆说。更有人这样分析说，腾讯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功，就在于当时怎么卖都没卖掉。
尽管后人通过著书立作等各种途径，总结了一系列先知先觉式的成功经验、创业秘笈等，但在当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步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一次收购与被收购的成功与否，往往直接决定了企业未来的走向，而收购本身则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分众传媒的历史更能证明这一点。江南春并非先天运筹帷幄的资本高手，事实上，在分众历史上，不得不说有很多幸运的成分。2004年年底，凯雷宣布注资1500万美元给聚众，分众面临从未有过的资金压力，如果分众的第二轮融资没能及时到位，就有可能被聚众翻盘。而在分众收购玺诚的案例中，直到消息发布的当天，江南春仍没有绝对把握能做成这个案子。幸运的是，尽管分众错失了很多机会，但在关键战役上都赢了下来。因此，分众今日的盛况，相信是包括江南春和分众团队很多人在早期都很难料及的。
很多时候，人们对商业的认识都会被财富光环和巨大的公司市值干扰，从而产生眩晕的幻觉。事实是，在巨大的成功背后有更巨大的失败垫脚，失败才是创业的常态。在人们热衷于探究财富背后提炼出来的商业模式等抽象概念时，不应该忽略这些创业者曾经历的一系列尝试、摸索和失败，尽管那可能是在10年前。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幸运者。
创新的动力，阻力？
在新经济中创富的这些群体，普遍带有创新的基因。这使得他们在过去10年，迅速跑在了时代前列。但创新却并不是一个静态的逻辑或模式。
新华社记者凌志军回忆自己曾经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的混沌初开的画面： 38家公司挤在这里，每个公司占据一个小方格，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地方，贴着公司名称。电脑后面坐着的人都很年轻，身兼老板、会计和销售全部职位，因为是公司的唯一员工。花500块钱就能在这坐一个月，通常都不会超过半年。凌志军说：“很多人失败了，但是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更大的办公区……他看到了勇气、智慧和激情，看到了新生和死亡。”如果寻找中国商业精神的典型象征，那这副画面无疑应该入选，它就像惠普公司诞生的车库一样，能说明一切。
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像描述“A座302房”那样看待创新，而更多的是讲商业模式。在最强调商业模式的互联网领域，创新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第一”或“首创”。Google并不是最早做搜索引擎广告的，分众传媒是不是第一个做楼宇视频广告的争论也已经不重要，只是在他们向广告客户、VC和公众投资人讲述故事的时候才有价值。这些关于商业模式的故事，在最早只是他们把100说成150的有利工具，对于盲目投资的人，谈商业模式几乎是一种情绪化的语言，但效果明显。
哈佛商业史教授钱德勒曾说过，当IBM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销计算机而进行第二次转型时，市场上有200家克隆企业，其中包括1984年建立的戴尔，但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戴尔。这一历史证明，戴尔直销模式并不是其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而是戴尔多年来执行了有效的战略，重建了生产模式并向消费者开放了新的渠道。事实也证明戴尔并没有死守直销模式。真实的商业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没有什么静态的逻辑和模式是可以永远奏效的。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依靠创新而创富的群体，在未来10年还会是创新的继续领跑者吗？很多时候，这些已经成名的拥有巨大市值的前任创新者，往往又会转变成为创新的扼杀者。因为既得利益抑或恐惧，财大气粗的大公司有机会收购弱小的初创公司，然后解散它，或者用其他方式对其进行打压。正如在硅谷，有无数人在使用微软，但也有无数人憎恨它一样，国内互联网初创公司们普遍对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公司惧怕。珊瑚虫版QQ作者的官司，以及史玉柱给网游产业带来的“新规则”，都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思，人人都能参与互联网的梦想正在被大公司终结。
长期观察硅谷的美国作家布朗森里曾说，互联网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术和智慧，而是人人都能参与并有望获得成功：贝佐斯的Amazon只是通过网络卖书，杨致远的Yahoo！只是给人们提供网站地址条目，巴提亚的Hotmail也不过是开始提供免费的E-mail，梦想舞台的成功标准，并不需要特别高的聪明才智。
但正是这些互联网巨头的成功和扩张，使得更多的商业计划书从一开始便遭遇这样的质问：“如果腾讯也来做，你怎么办？如果百度来做，你怎么办？……”很多人开始惊呼：互联网行业的创业机会越来越少了。
商业计划书、VC、上市、成名，在过去10年，第一批新经济创富群体的成功路径，在未来的10年，依然还会继续，不同的是，随着第一波互联网巨头的诞生，也提高了后来者创业成功的门槛。如何在夹缝中创新，后来者还要继续摸索。
电信监管“风雨”10年
时至今日，电信市场的监管依然困难重重。
李云杰/文
1998年，信息产业部挂牌成立，中国电信业实现“政企分开”。“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政府成为真正的政府，此时，政府才开始思考电信监管政策，真正的监管才开始。”而刚刚成立不久的信息产业部在监管策略方面“一出手”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现在还有很多人对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因为2000年单向收费引起的“股市风波”记忆犹新。1998年和2000年，单向收费已经两次被提到日程，当时单向收费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中移动和中联通在香港股市的大跌、港股电信股市值巨额蒸发，而风波最终以当时的信产部部长吴基传在香港承诺“单向收费两年内不动”而平息。这一风波当时被称为“吴基传金口救市，一句话值1400亿港元”。
今天再回头来看那场“股市风波”，电信分析人士项立刚认为，“政府也有个思维转变过程，”当时信息产业部刚成立不久，对自己的定位和担负的责任想的还不够清楚。“而且信息产业部内不少人是从运营商中出来，有‘运营商情结’”，所以，对运营商在股市上表现不好有很大的压力。”其实，股市下跌不是信息产业部的责任，原则上也不需要信息产业部出面 “灭火”。
如果说在面对“股市风波”时电信业监管者们还缺乏经验，经过这10年的“风雨历程”，现在的电信监管思维已经从摸索走向成熟。从英、美等国的电信发展演化过程看，尽管这些国家的电信监管“启动”更早，历程更长，但最后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加强，再到放松管制的过程。而有专家认为，我国电信市场化起步晚，但规模大、发展快，所以“在政策制定中要比国外考虑得更多，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
角色转变
在不少公众眼里，电信监管部门多是站在运营商立场上的。事实上，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电信价格的形成始终不是由市场来决定。1998年和2000年两次被提上日程的单向收费，因为引起了中移动和中联通在香港股市的大跌而未能实行。“可以说，最后监管部门还是站在了运营商的立场上了”。直到2002年底，“两年期限”已过，手机单向收费的问题才再次敢于浮出水面。
2008年年初，移动通信漫游费下调方案在大家关注和期待中出台。尽管出台前后争论颇多，但最终方案还是获得了不少赞许。有位网友评价“这次漫游费的下调，比我最初设想的方案还要低，也比我预期的效果要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资费调整过程，如让普通老百姓参与国家发改委联合举行“降低手机国内漫游费上限标准”听证会等，首次让公众参与到资费改革方案中。最后“舆论及其各方的影响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最后决策。”有专业人士分析说。
“从最近的漫游费调整看，政府这些年越来越能够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了。”项立刚认为，而电信资费改革也确实是普通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监管部门能否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在让手机用户受惠的同时，也能确保通信业的协调发展，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从几次大的资费调整的变化看，监管部门在权衡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均衡方面越来越‘老到’，监管方式上也有创新。”
初期的很多产业政策明显倾向于维护产业和运营商的利益，比如，最早期的资费定价，是被严格管制的，不仅管涨价而且也管降价。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持公平竞争原则，以防止出现“一放就乱”。在过去几年的电信资费改革里，政府定价已经渐渐向企业自主定价转变，政府实行上限管理，但套餐的推出都要经过审批，“核准制”只是将来的目标。“保证消费者权益，促进公平竞争”是监管永恒的主题。在项立刚看来，今后监管的角色将更加清晰。一是保证市场上有足够多的运营主体在竞争，二是促进运营商采用新技术、新业务，促使整个产业保持成长，另一方面，则是要充分保证消费者利益。
永远的博弈
在面对技术和市场的变化时，电信监管常常会感到左右为难。 现在，大家对IP电话已经很熟悉，但10年前，IP技术还是“新兴事物”，如何对待这样的新兴事物和“事实业务”，让相关部门很是头痛。
10年前轰动一时的福州陈氏兄弟IP电话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97年，福州的陈氏兄弟利用互联网经营IP电话(网络电话)业务，因为抢了当地邮电局的长途电话“生意”，而被该邮电局以“经营非法电信业务”为由告上法庭。此案一出，立刻引发了激烈争论。当时，国家已有的关于电信经营法规和行政规章都是在IP电话开始运用之前制定的，显得有点跟不上时代发展需求了。
即使从今天看来，陈氏兄弟案在当时发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该案开辟了IP电话技术市场化的现实通道——助推了IP电话纳入正规的监管体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对监管如何适应新技术发展提出了考问。
“IP电话”势不可挡，但基础电信运营商并不欢迎这个“入侵者”，因为它会冲击运营商的既得利益——IP电话大大分流了长途电话业务收入，并极大地拉低了长途通信资费。所以，这个“新事物”一开始是遭到运营商抵制的，但是用户欢迎，因为通话资费非常低，那么监管者该站在谁的立场上呢？
现在，P2P、VoIP和IPTV等新的通信业务都可能遭遇与“IP电话”同样的监管难题，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让监管机构曾经划分的明确界限变得模糊，也给监管带来了难度。“对技术的利弊和趋势判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来权衡判断。”项立刚说，“在全世界都在上3G时我们没有上，我觉得是合适的，在趋势不明朗之前，我们适合去观望。”
这几年炒得很热的VoIP，仍处于监管“盲区”。在项立刚看来，监管部门“按兵不动”也是全方位考虑的。项立刚认为，不但有通话效果方面的问题，政府更要多考虑成本和目前市场情况，毕竟，目前我国宽带用户才1500万左右。
“如果单从老百姓的角度，TD-SCDMA不一定是最有利的，但是利于产业和国家发展，如果TD-SCDMA做成功了，最终也会让老百姓受益，因为我们中国的标准，不用高价进口国外的设备，支付给跨国公司昂贵的专利费，最后可能既利于产业又利于消费者，两方面实现统一。”实际上，技术、市场和监管之间的角力永远都会存在，如何在多方博弈中进行平衡取舍，一直是对监管的考验。
难破体制藩篱
“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一旦碰上体制性障碍，也常常显得非常无奈。而在3G时代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有业内人士指出。
IPTV就是一个例子。据UT斯达康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自2003年UT斯达康正式立项IPTV开始，推动IPTV商用项目的历程可谓关卡重重。“2005年之前我们能不能上IPTV，要看广电总局的态度，之后IPTV能不能在全国推广，我们又要看多个地方广电网络公司的态度。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跟广电部门沟通，做说服工作。” 因为广电、电信的冲突，一些初步运行的IPTV业务被迫停止。如2007年8月，北京网通开通的宽频空间3个月后便基本停顿，主要是由于广电部门认为该业务属于IPTV业务，而北京网通因为没有和拥有IPTV牌照的内容提供商开展合作，该业务因此被叫停。
从全球范围来看，三网融合、一网三业已成为行业潮流。从上世纪末开始，国内就不断有专家提出要将广播电视网、电信网和互联网这三张网合成一张网，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打破新技术应用的行业壁垒。但数年以来，三网融合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对于三网难融合的问题，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工程师韦乐平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部门利益、部门权利正在阻碍融合的实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例。”
融合是3G时代的特征，不仅是行业内的融合还是跨行业的融合，而这些问题也将给电信监管提出更大的挑战。3G以前的时代主要业务是语音，监管主要考虑的是网络公平竞争问题，而现在3G时代，传统电信已走到尽头，大量新业务不断出现，很多业务有内容的问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有文化的问题，有关系经济发展的问题。而其中很多业务，电信监管是没有权限的。如涉及互联网和IPTV内容方面的，目前电信监管部门都无权管。“这就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考验的是监管之上的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规保证，《电信法》迟迟难以出台。”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传出消息，信息产业部将与国信办、国防科工委及发改委部分职能部门合并，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而隶属于广电部门监管的有线网职能，并没有实现人们所期待的纳入其中。在听到这个传闻后，一位长期关注三网融合的业内人士叹息地说：“彻底理清电信和有线网的冲突又要遥遥无期了！”
据项立刚推断，在整合后的工业和 信息化部下不久将会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但是，他认为，广电部分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融合还要有个过程。-
平民化大行其道
电信业10年，是一个“曲高和寡”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转变过程。
吴颖/文
水清木华的电信研究部总监沈子信最近的研究对象的价格，是从两年前的800元下降为300元的低价手机。电信的平民化趋势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不过几年前，促使沈子信进入电信行业的很大原因却是那种“高端感受”：上世纪90年代初，花了将近6000元初装费，等了一年后，沈子信家拥有了第一部体面的固定电话，放在了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中学的时候，沈子信第一个拥有了让同学艳羡万分的数字寻呼机，2000年，沈子信又花了5000元买了一部西门子手机……毕业后，沈子信进入电信咨询行业，研究方向是电信应用和终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沈子信发现他的工作并不是让电信服务的使用者感觉体面，而是如何让用户享受更多、更廉价的业务。现在的沈子信已经非常肯定：“这是一个技术高端化，但业务平民化的行业。”
沈子信的感受代表了很多普通人的认识过程。过去10年，是中国电信行业狂飙突进的大发展时期，通信开始真正与每个人息息相关。1998年，中国的电话用户数为1.12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8743万户，移动电话用户2500万户。10年后的2007年10月，中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9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约3.71亿户，移动电话用户则超过5.31亿户。
10年前，手机还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属，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奢侈品，而现在手机的渗透率已经超过40%，在北京等大城市甚至达到了100%；10年前，一部手机动辄上万，少则几千，能够选择的品牌也只局限在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几个国际大品牌，现在几百元钱就能买一个外形时尚、功能强大的手机，本土手机品牌更是多达几十个；10年前，通信的概念仅仅是通话，现在我们已能够通过电话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
回望过去的10年，以前高高在上的通信开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点滴之处，沈子信认为：“这一彻底转变的驱动力其实并不复杂，一个是电信资费的不断调整，另一个全民移动通信时代的到来。”
资费一路向下
2008年2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7%，创下了12年来的新高，不过，在一片“涨价”声中，电信资费却是一路向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10月，各大类消费品价格都在提升，只有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在下降，其中通信价格下降了18.4%，成为降幅最大的行业。
2008年伊始，在通胀压力下，一场关于漫游费降价的听证会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最终的降价幅度并不是很大，但再次证实了未来电信资费将会不断下降的趋势。不久前，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说：“2007年，电信资费总体水平比上年下降13.6%，5年内下降了53%，电信资费市场化的机制已经形成。”电信资费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是整个电信行业的技术升级、市场竞争格局以及改革方向。
电信资费持续调整的直接原因是竞争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1999年，成立一年的信息产业部开始了对中国通信业格局大刀阔斧的重构。在这一年，中国电信拆分重组，先后成立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至此，由垄断走向市场化的运营体系开始运行。
电信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过程中，必须要对电信资费进行有升有降的结构性调整，在中国也不例外。1996年、1997年、1999年和2001年，我国先后进行了5次电信资费的结构性调整，核心是降低国际及台港澳电话资费水平、降低长途电话资费水平、降低出租电路资费水平、降低因特网业务资费水平、降低农村电话费支出、适当提高市话资费水平、降低电话初装费和附加费收取水平。
从2002年以后，电信资费逐步向市场化过渡，政府开始下放电信业务的定价权。2005年，信产部、发改委联合发出通知，向国内6大电信运营商郑重承诺，主管部门只对部分通话费实行资费上限管理，其余由各运营商自行制定，这彻底改变了以前资费完全由政府决定的机制，电信资费开始向市场化定价过渡。果然，“上限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价格战的“催化剂”，最近两年全国范围内的电信资费大战愈演愈烈，虽然也蕴涵了一些隐忧，但资费的良性竞争，却一定能为用户带来更多的实惠，从而进一步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最近两年，每年新增的移动用户都超过了1亿户，资费的持续下调是重要原因之一。
电信资费的改革必然伴随着国内电信体制的改革与市场的发展。随着电信运营商重组和3G的到来近在眼前，新一轮的资费改革将会不断深化下去。电信业务正在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更多更廉价的电信服务。
移动压倒固定
过去几年，中国电话用户规模不断创出新高的最直接原因是移动电话用户的强劲增长，电话被装进了每个人的口袋，随时随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移动通信时代开始到来。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增长到1000万户用了10年时间，从1000万户到1亿户用了不到4年时间，从1亿户到2亿户仅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2003年10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而最近两年，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以每年1亿户的规模激增。到2007年10月，移动电话用户数在电话用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达到58.9%，与固定电话用户数的差距拉大到近1.61亿户。
除了资费不断下调之外，终端价格的大幅下降也是移动用户迅速增长的驱动力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十个品牌的手机。虽然在与洋品牌的较量中，本土手机节节败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国产手机的兴起，使得手机告别了高价时代，对于移动通信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移动通信迅猛增长的同时，固定电话业务却呈现出了整体下滑的态势，同样因为廉价而大行其道的小灵通虽然被定位于无线市话，曾一度延缓了固网运营商业绩的下滑，但移动取代固网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并且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2007年11月，四大运营商的运营数据显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用户数分别增长了651.7万和139.7万，而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固话用户分别减少了75万和76.09万，虽然减少的大部分是小灵通的用户，但固定电话用户增长乏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移动通信对固网业务的替代也进一步拉大了移动运营商与固网运营商之间的经营业绩。2007年前3季度，中国移动的营业收入为 2584.65亿元，同比增长21.5%；中国联通的总营收为741.23亿元，同比增长5.5%。相比之下，两家固网运营商的业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了。中国电信前3季度收入1312.20亿元，同比增长2.8%，；网通剔除初装费收入为610.25亿元，同比下降3.2%。
移动通信的繁荣成就了中国移动的崛起，现在的中国移动是全世界用户规模和网络规模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运营商。在中国，中国移动1家的收入几乎是另外3家的总和，利润更是超过另外3家的2倍还多，已经逼近绝对市场垄断。中国移动“独大”的市场格局也成为引发中国电信行业下轮变革的最大变量。
移动通信对固定电话的替代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互联网被搬到手机上的趋势越发明显，这种替代将更加无法逆转。但无论如何，固网业务也不会被彻底取代。包括无线、固定、语音、数据业务的融合网络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张融合的大网上，固定网络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过去的10年是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10年，技术升级、体制改革、电信重组，而这一切变革的最终结果是，使得通信变得异常廉价，并成为每个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变量”到“常量”
10年前以变革姿态出现的互联网，正在成为被传统行业充分吸收的基因，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杜晨/文
PPG的对手是雅戈尔和杉杉，戴维尼的劲敌是周生生与谢瑞麟，京东商城瞄准的是国美及中关村，窝夫小子要和好利来争夺同一个市场，淘宝正在和所有的大型百货公司较劲……这些在最近一年间蹿得飞快的、以互联网作为渠道的“轻公司”，正在以激进新锐的方式挑战传统零售业。而且，它们并不是单枪匹马在作战，而是在各行业中都以群体的力量出现。
再来看清科公司的一组调查数据，2005年到2007年，VC在泛IT领域的投资比例由60.3%下降到了42.5%，而在传统和服务行业的比例则由26.3%上升到了30.6%。风险投资在泛IT领域的投资不仅减弱到一半以下，而且还有逐步下降的趋势。
这两组数据的变化，不仅体现了VC投资领域的转向，更深层次传达了一个趋势，即互联网或IT正在由当初革命性的新生“变量”，逐步被消化为各行各业的“常量”，互联网和传统行业正在实现融合，并已经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变量
早在10多年前，互联网带给人们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撼。1994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在Oracle总部大楼里，季琦和他的同学第一次感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体验。当他们通过雅虎的搜索引擎，在页面上看着缓慢出现的搜索结果时，季琦感到极度兴奋，这东西太神奇了！那时的雅虎刚刚起步。
“当时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巨大机会的事物。这种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互联网的发展，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日益明确、清晰和牢固。”季琦这样回忆在美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体验。
时间来到1998年的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二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当年的6月30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54.2万台，上网用户117.5万人。在全世界的范围来说，这些数字仍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就是这一连串微小的数字，却最终激发了各种背景的年轻人到中国淘金。季琦和他的朋友在1999年创立了携程，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服务公司。1998年前后的一两年中，一批满怀激情、充满野心、富于侵略性，并怀有互联网梦想的年轻人，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名为网易、新浪、搜狐、盛大、腾讯、阿里巴巴等等如今已耳熟能详的商业公司。这些公司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利用互联网来做各样的生意。
互联网以其革命性的力量和创新者的姿态，缔造了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行业，并成为中国商业圈里的一股新势力和最大的变量之一。10年过后，这拨充满激情梦想的年轻人都已步入中年，他们中的很多如张朝阳、丁磊、陈天桥、马云、马化腾等都完成了从创业者到管理者的转变，互联网带来的新世界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在他们与更多同伴共同的努力下，中国互联网上的内容与应用也在这10年中飞速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移民到互联网的新世界之中。2008年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有了2.1亿的网民，其中宽带用户就有1.63亿人，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互联网市场。
常量
“对我个人而言，一直不存在是否要做互联网这样的决策取舍，而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去做。”在这种思考下，季琦选择了用互联网改造庞大的旅游服务市场。尽管携程是以互联网的概念登陆纳斯达克，但本质上它却是个传统生意的公司。
如今，这样兼具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双重基因的公司越来越多，无论是当年的携程还是如今的PPG等轻公司，都证明了被改造了的传统行业仍然会具有很强的增长潜力。这意味着，互联网越来越渗透到传统行业，并被逐步消化。
10年前，互联网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工具，10年后，互联网拥有了类似“电”一样的能量，它已经由一个“变量”成为很多传统行业的“常量”。借助这个力量，传统行业如软件、出版、零售、教育、医疗、金融甚至制造业，都开始表现出更强劲的增长速度和更具想象力的未来空间。
可以看一看这些年在淘宝上发生的一切。自2003年淘宝创建以来，在淘宝上成交的商品金额每年都以超过100%的幅度递增，在2007年淘宝通过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宝测算到的交易总额是433亿元，这个数字是沃尔玛在华销售额(150亿元)的近3倍。而淘宝这个平台从最初的C2C也已演变为了一个拥有各种商业形态的网上零售商圈，吸引了众多线下的零售商参与其中。这个时候仅仅还把淘宝看成一个网络个人交易平台的话就显得过于狭隘了。因为在中国这个制造过剩、消费崛起的环境下，淘宝的存在无疑是给了众多传统公司一个启发，那就是可以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新型渠道来做生意。这给运用传统模式做生意的公司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互联网对传统的改造在于减少了中间环节，缩短了供求之间的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传统企业销售的方式。同时信息的双向沟通与需求预测，让传统的企业可以组织有效生产，政府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将市场、企业和个人联结起来，方便地进行宏观与微观调控。在互联网上，可以创造出新的需求，以新需求推动新供给，再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形成良性互动的循环，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
分别看一下美国eBay和中国淘宝上热门产品的种类，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eBay上的前三大热门产品是DVD、CD及视频游戏软件，而在中国的淘宝上，2007年占据前三位的则是服饰、手机与化妆品。由于中国过剩的制造能力，使得中国的商业竞争相比别的地方要更加激烈与残酷，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获得现在甚至未来的市场，这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最致命的首要问题。以服装业为例，PPG的出现让传统公司报喜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上马了为互联网新渠道打造的“宝鸟”项目。这种高效率也说明了传统的服装公司在轻渠道销售模式的蛊惑之下不得不开始变革。
轻基因
企业的变革总是需要某种推动力，在服装业甚至其他更多的传统行业，这个直接的推动力实际上不是来自早已出现的互联网技术，而是由于它们生存的环境被结合了新技术的闯入者挤压，现实的生存压力不得不促使它们开始被动变革。而那些资本的持有者，也愿意给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闯入者以弹药的支持，让他们运用技术从低成本的渠道切口进入，继而去整合中国庞大市场上那些分散的行业。
可以说，在今天，互联网的深化最终改变的是一个商业生态，而互联网等技术也成为了企业生存下去必备的一种“基因”，我们把它称为能使传统公司变得更加“轻灵”的“基因”，它们驱使着传统行业不断地提高运转效率并产生更高的附加价值。
“互联网领域已经没有机会了。”在互联网原始机会被早期创业者分食时，现在的投资人与新一轮创业者，都在对互联网领域里会产生何种新机会下了悲观的论断。但事实上，当互联网原始机会丧失后，互联网也已经从“变量”转为了“常量”，这时，吸收了互联网精华的传统行业正在爆发更大的机会。要知道在2007年，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有8.9万亿元，淘宝只在这个数值中占到0.49%，而那些拥有“轻基因”的公司们，瞄准的也正是这个庞大的数字。
中国新经济演进路线
循着新经济演进的轨迹，你也许能找到下一个机会。
杜晨/文
10多年来，中国的新经济从无到有，积聚了众多的资金与智慧，也成了各种新技术、新应用与新商业模式的试验场。
可以把新经济理解为架构在电信与移动物理网络之上的服务型经济，在此之上开展的服务类型，取决于电信与移动网络基础建设的成熟度。成熟度越高，融合的服务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在新经济的早期，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技术型公司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比如在传输、存储、软硬件提供、处理器芯片等各领域有独家技术的公司都会有不错的销售。在中国，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就是亚信与UT斯达康，它们为电信运营商提供IT解决方案及服务，这些服务中包括为电信运营商架设骨干网，提供如计费、客户关系管理等业务支撑系统。亚信也是最早一批登陆纳斯达克的中国公司。
随着运营商不断的网络升级，更多的服务开始自发生长。衡量物理网络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带宽，其中一个被无数次提及的比喻就是，修一条足够宽广的公路，在上面跑各种各样的车。这里宽广的公路指的就是电信与移动网络的带宽，车指的就是应用服务。
在早期带宽有限的情况下，新经济最先提供的服务是文字信息，这使得媒体及出版业最先受到了冲击，其成熟的广告模式也方便地嫁接在了互联网上。然而海量的信息同时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加大，这时搜索引擎开始发挥强大的功用，并逐渐成为信息价值链上的控制者，当然，它采用的盈利模式也还是广告。随着带宽的增长，在信息服务中逐渐加进了图片及音视频，各类与此相关的服务也开始茁壮成长。
由于电信与移动的网络具有双向的特性，所以实时的交流沟通也是重要的服务之一。从最初的电子邮件演化成即时通信，随后在此之上又逐渐增加了音视频通信，企业级的视频会议系统也就有了极大的商业价值。2007年4月思科斥资32亿美元收购网络会议软件供应商网讯(WebEx)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在满足了用户基本的信息和沟通的需求之后，娱乐成为互联网上最强劲的需求板块。对娱乐的需求除了音乐和影视内容之外，网络游戏是独创的模式。通过代理国外的游戏起家，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游戏阵营，其中已有超过7家公司在香港及美国上市，同时国内还有更多的公司在此间寻找机会。网络游戏很好地解决了盗版的问题，所以可以直接向用户收费，不过，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时长收费的模式也逐渐演变为道具收费的模式，并且游戏运营巨头们也开始尝试将广告引入其中，挖掘游戏中潜藏的商业价值。广告模式在经历了门户广告、搜索广告，开始逐步进入网游广告的新大陆。
在信息、沟通、娱乐的需求之上，互联网开始满足商务需求。通过双向的渠道来改变原有传统商业世界里所有做生意的模式，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巨变。由于传统产业与新经济形式在不断融合，所以这里的生态环境会更加复杂，价值链在不断发生变化，细分市场不断增加，新产品、新领域层出不穷，有的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则可能最终成为一个新的产业。这就需要传统产业在技术的入侵下要有开放的心态，敢于尝试新的变化。所幸，我们已经看到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已经在与之结合了，在这里面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新机会。
而那些在互联网上尝试如何组织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创业公司们，他们的摸索也会为未来的商业环境增加新的元素，并通过对“社交”这种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的演化，进一步推动新经济向传统世界的无限接近，从而带来商业层面更大的变局。
新经济的探索还没到尽头，这才刚上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