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硬科技”概念的提出者、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倍感欣慰。5年前，当他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时，并没有太多人在意。彼时，互联网创业如火如荼，复制已经得到验证的美国商业模式并在资本的驱动下迅速跑马圈地、继而谋求上市赚快钱，是备受推崇的成功法门。
直到突然间，资本寒冬降临，迫使整个创投圈停下脚步进行反思。在寻找下一个“发动机”时，“硬科技”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在米磊看来，单从创投角度看“硬科技”难免狭隘，他更愿意依托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来解读。
宏观背景下的“硬动因”与“硬机遇”
米磊如是定义“硬科技（Deep-Technology）”：“以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航空航天、脑科学、光子芯片、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区别于由互联网模式创新构成的虚拟世界，属于由科技创新构成的物理世界。是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才能形成的原创技术。具有极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是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革命性技术，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更严格地说，这是当下这个时代“硬科技”的定义。
如果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硬科技”，而且，都曾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米磊把人类“硬科技”发展史分成了4个部分：石器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智能时代。
从石器时代到智能时代，“硬科技”的每次更迭，不仅仅带动着社会生产力完成一次飞跃，而且也拓展了人类对于世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比如，空间维度上：石器时代依靠徒步迁徙只能在一小块地区活动；农业时代利用马车和帆船，可以在整个国内发展；而到了工业时代，汽车、火车和飞机的普及让人类可以自由穿梭于全球；在智能时代，航天技术的发展则让我们的双脚可以踏进太阳系其它星球。
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更迭的临界点上，都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米磊认为，工业时代的“硬科技”塑造了当今的世界竞争格局。
回溯历史。
18世纪，蒸汽机的到来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全球进入蒸汽时代，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巨大飞跃。与此同时，蒸汽机的起源地——英国——成为全球霸主。
也正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曾经领先世界几千年的中国开始被西方国家全面超越。
1870到190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展开，人类世界进入到电气化时代，而美国则把握住了这个机遇，并于1894年GDP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
米磊告诉记者，“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历史上全球最富有的75个人中，有1/5的人都出生在1830年到1840年这10年。为什么？因为刚好在他们三十多岁的时候，赶上了美国大发展的时代机遇。”
随后，1960年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世界从电气化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美国再次抓住了计算机和互联网机遇，保持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表面来看，信息化时代因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爆发，不过，米磊认为，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底层“硬科技”的突破，“二十世纪的四大发明——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激光器彻底改写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为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四大发明中，激光和光纤的出现让光纤通信成为可能，从而促使互联网诞生。1992年，美国开始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如果没有这个‘硬科技’的基础设施建成，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互联网，也就没有谷歌和BAT”。
在互联网发展历史进程中，硅谷无疑是个圣地。为此，米磊还特意跑到美国做了一番考察，然后验证了他的判断：“硬科技”开路，互联网服务追随而至。
事实上，硅谷之所以称之为硅谷，是因为它是从“硬科技”——集成电路芯片起家，而硅是芯片的核心原料。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集成电路的发展，就不会有互联网的出现。
Google、Apple、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风光的背后，离不开通用、3M、康宁、ARM、波音、英特尔、德州仪器等“硬科技”公司的默默支撑。
时代变迁，转型“硬拐点”
互联网行业在整个信息时代大放光芒，几乎掩盖了其背后的支撑力量。然而，没有永恒的辉煌。
就在今年初，英特尔公司宣布摩尔定律失效。
根据摩尔定律，每两年微处理器的晶体管数量都将加倍——意味着芯片的处理能力也会加倍。这种指数级的增长，促使上世纪70年代的大型家庭计算机转化成80、90年代更先进的机器，然后又孕育出了高速度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现在的车联网、智能冰箱和自动调温器等。
而这一定律的终结意味着，全球软件开发与硬件制造所依赖的半导体芯片行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与之相应的，这一行业所直接驱动的互联网产业也达到了历史顶峰。不可避免的，互联网产业会和蒸汽机、电气产业一样，在达到顶峰后，终将告别繁盛期，走向平缓乃至衰退。
对于中国尤其如此。
过去10多年，得益于“人口红利”，中国互联网野蛮发展。根据最新的互联网女皇报告，全球前20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了7个席位。
中国互联网行业已达巅峰。互联网女皇报告的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渗透率高达80%，为全球最高。
米磊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一个产业在渗透率达到10%到20%后，开始高速增长；达到70%到80%后，就会进入市场成熟期，然后走向衰退。”
另一个层面，米磊认为，多数互联网企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们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如今，在多个领域，效率的提升已经遭遇瓶颈，提升空间已很有限。“从2000年左右的BAT到2010年前后的小米、滴滴等公司，从PC端到移动端，互联网创业的最佳时代已然逝去。”
事实上，互联网泡沫比我们想象地要严重地多：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前10大（按市值）互联网上市公司总计创造利润326亿元，其中，百度、阿里、腾讯、网易共同分享了其中约95%，京东、携程、乐视、微博、唯品会和58同城6家公司合计仅占约5%。
而其它几家未上市公司，虽然已然在中国市场近乎处于垄断地位，却深陷巨额亏损的泥潭。比如，截至2015年年底,新美大的经营业绩是亏损105亿元。
在经历了由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的狂喜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整理心情，面对它的衰退，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宏观经济层面，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不到7%，为1990年以来最低增速。转型迫在眉睫。
眼前，是一个新的历史拐点。
在这个拐点上，也必然会跃起新一轮的创新浪潮，带领整个社会走向下一个巅峰，一个新的时代。
米磊介绍，麦肯锡把中国的创新分为4种，一是客户中心型创新，代表公司如阿里巴巴和小米等互联网公司；二是效率驱动型创新，代表公司如富士康等制造公司；三是工程技术型创新，如电信设备、风力发电、高铁等高端制造公司；四是科技研究型创新，如生物科技、半导体设计等科技公司。
在前两个创新领域，中国已然在全球属于领先地位。只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类创新带来的价值开始萎缩。需要从其它类型的创新发力。
数据显示，在第三种创新——工程技术型创新领域，中国的表现参差不齐。在高铁、风力发电机和电信这三大基于工程的行业中，中国供应商所占全球营收比例相当大，分别为41%、21%和18%。其它行业如汽车，中国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仅为7%。
第四种创新——科技研究型创新是中国的弱项。这些行业内的企业可能会将收入的16%至33%投入研发，每个创新产品上市大概都要10到15年时间。从中国所占的全球市场份额来看，中国医药品牌所占全球市场份额不足1%，生物科技为3%，半导体设计为3%。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科技研究型创新领域有着极大的空间待突破。
米磊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科研创新的主力军还是在科研院所和高校。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创新的主体还不是企业，而是从科研院所向企业过渡，这时候要打通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连接，让科研院所和高校把他们科技力量释放到企业里来”。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的科研投入每年有1.4万亿，居全球第二。再过10年，这一投入就会达到全球第一。差距在于转化率。米磊指出，“目前，发达国家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为25%，我们只有5%。我们的科研人员的数量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一，所以说只需要把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提高上来，就可以超过美国。”
事实上，为了提升转化率，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发力。一方面，不断出台政策法规让科研人员享有更多的经济收益，刺激研发人才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开始加大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并通过多种途径实践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从2008年开始探索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并摸索了一套成功模式，如今，已经作为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转型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
多个国家已然开始了部署。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培养发展高端制造业，以抢占新一轮科技制高点。德国称作“工业4.0”，美国是“工业互联网”。而在中国，便是“中国制造2025”。在米磊看来，“中国制造2025”的支撑正是“硬科技”。
他认为，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乘势而上，中国便有望在2050年超越美国，登上世界之巅。“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的发展，‘取势’，都异常重要。‘势’往往无形，却具有方向，顺势而上则事半功倍，逆势而动则事倍功半。”
挑战同样严酷。米磊认为，与美国的极客文化、德国的严谨风范、日本的匠心精神相比，中国目前的创业氛围显得浮躁而投机，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吹大了互联网的泡沫。他认为，若想在“硬科技时代”取势，需要践行刻苦钻研的“硬科技”精神，扎扎实实磨炼“硬功夫”。“如果我们一味沉迷互联网的虚幻泡沫，10年后，也许我们会蓦然发现，已经被曾经‘失落的日本’超越，被‘古板的德国’远远抛在身后”。
借用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廖建文的一段话：“中国受到极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们，聚集在被称为‘创业导师’的中年男人们周围，一起彻夜不休地燃烧生命，只为了在一轮又一轮如何送菜送饭、洗车洗脚、美甲美容、搭讪艳遇、借高利贷、联结窗帘和电冰箱的挑战赛中搏出更好的名次，然后击鼓传花，快速传给下一棒……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很多巨头公司的创始人，他们在骨子里并不是商人，而是geek（极客），热衷于创造新奇的事物，热衷于解决难题，热衷于在某个极细分的产品上把质量和性能或功能做到极致，这是geek的天性……科技，在这一刻，非常残忍地拉开了国与国之间的差距。”
切换跑道，“硬科技”打头阵
向智能时代迈进、向“硬科技”倾斜，已经不仅仅是趋势或者畅想，而是正在上演的事实。除了国家政策层面的引导，创投行业最近一年的动态也能管窥一二。
在国外，顶尖投资人已经把目光紧紧锁定“硬科技”。2015年，巴菲特斥资372亿美金收购了航空零部件制造商——企业精密铸造公司，这也是巴菲特历史上最大手笔收购；2016年6月，孙正义率领的软银集团抛售了价值100亿美元阿里巴巴股票，并花费310亿美元收购了全球最大的移动芯片设计商ARM。
在国内，最近，李开复在创新工场开启了科学家入驻模式，由几位科学家亲自带领工程师做AI项目。他认为“科学家的创业机会来临”，“中国必然会在‘硬科技’领域里领跑全球”。
无独有偶。前不久，真格宣布聘请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机器人领域顶级科学家王田苗担任真格基金“首席科技顾问”。此外，真格基金也已系统启动了“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在无人机、人工智能、VR/AR、交通出行硬件设备等多领域展开了部署。
笔者注意到，红杉资本合伙人沈南鹏、峰瑞资本创始人李丰也在最近一年多次表示，将投资重点向技术创新领域转移。沈南鹏认为，“‘全球性’公司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产品上一定是科技的创新”，而李丰则认为，“技术创新将成为这个时代最强的竞争力。”
这让米磊很是感慨。
几年前，科研出身的米磊开始投身科研成果产业化。然而，他当时接触到的早期风险基金很少有意愿投资“硬科技”项目。为了解决科技项目的早期资金难题，米磊和几位合伙人一起，在2013年发起成立了“西科天使”。
再后来，他们发现，“科技创业不仅仅是靠钱就能发展起来，还需要提供全方位的创业服务，并且像硅谷一样建立整个科技创业的生态”，于是，中科创星投资孵化平台应运而生。
过去几年，中科创星一直聚焦“硬科技”项目的孵化与投资，而米磊本人，则是作为“硬科技”布道者积极奔走。如今，看到知名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纷纷认同甚至倾情“硬科技“，中科创星几年的呼吁和传播终于有了成效，他感到很是欣慰。在米磊看来，“硬科技”的发展需要多方合力、共同推动，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科技创新问题，更是事关国家综合国力的大事。总有一天，凭借‘硬科技’，中国能够问鼎全球”，米磊对此信心满满。
而在“硬科技”备受瞩目的同时，中科创星旗下的西科天使也取得了不俗成绩。如今，已经投资了120个项目。一期基金共投资了51个项目，其中获得融资的11个项目的股权价值已经覆盖了基金所有投资成本。
而米磊缘何从中科院一名科技工作者转做科技成果转化，也是个值得分享的故事。
4年前，米磊女儿生病打点滴，护士却找不到血管，连扎4针都以失败告终，这让他很是心疼。不过，作为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以及光学博士，他把心疼转化成了科研动力，并最终研发出了血管成像仪。借助仪器，人体血管在光束下清晰呈现。它不但可以帮助孩子扎针，还可以帮助老人、肥胖者以及其他扎针困难的人扎针。甚至，在中国医疗队出征抗击埃博拉病毒时，曾专门携带了两台以便于给黑肤色人群扎针。
始于“硬科技”，终于“硬科技”，米磊的目标是，通过中科创星，打造全球第一的“硬科技”创业生态。
在众多中国知名企业中，米磊最推崇的是华为：“华为长期坚持把收入10%以上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上，去年研发经费近600亿元。今年在对手利润大幅下滑的时候，却取得了接近40%的年增长率。华为丰厚的利润回报，便是‘硬科技’威力的最好证明！”